韩愈的诗歌特点
1、清代尤其是中晚期，沿袭以上两种说法的都有，但对于韩诗的评价普遍很高，而且多数人都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的重要特征，其佳处也正在此。如赵翼认为：“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这里虽然是从“不专以奇险见长”的角度称道韩诗之平易自然，但以韩愈对古文的要求“文从字顺”赞其古诗，实际上是采用评文的标准来评诗。方东树认为“韩公诗，文体多”，他评点韩诗，也多从古文笔法着眼，如谓《山石》“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又赞《桃源图》“抵一篇游记”，《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一篇古文章法”等等。这些论者似乎认为诗文一理，不必讲究诗文之辨。如延君寿在评点《郑群赠簟》时说：“前人有诮作者是以文为诗，殊不知诗文原无二理，文如米蒸为饭，诗则米酿为酒耳。如此突过一层法，即文法也。施之于诗，有何不可？”(《老生常谈》)饭和酒的比喻其实正说明文和诗提炼的方式和结果都不同，延氏却认为文法可用于诗法。刘熙载也说：“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诗概》)此说不仅是将诗文视为同源，也几乎是视为同体了。(韩愈的诗歌特点)。
2、他不仅写出了《马说》、《师说》等著名文学作品，还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被后代评价为“文起八代之衰”，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
3、韩愈的风格是浩然之气，气势磅礴区别李白的诗超凡脱俗更多的是仗剑去国的豪情，以及报国雄心的释放。
4、陈普：杨墨蛇龙本一区，大颠便是恶溪鱼。退之也是无操守，一贬便陈封禅书。
5、白居易：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班固)、马(司马迁)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
6、在散句为主的五古中以两个以上的场景不间断连接的结构，在汉乐府《陌上桑》《妇病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蔡琰《悲愤诗》、傅玄《秋胡行》等诗里可以找到极少数先例。韩愈从这种衔接方式中发现了叙述中的言外之意在于场景本身的暗示性和对照性，并在若干个场景的无缝对接中留出想象的空间，从而使这类长篇处理抒情节奏的难度更大，但也更能见出韩愈的独创性。
7、赵秉文：韩愈又以古文之浑浩溢而为诗，然后古今之变尽矣。
8、以赋法入诗，铺张罗列、浓墨重彩、穷形尽相。如《南山》连用51个“或”和“若”，构成长篇排比，极力铺写山之高峻和四时变幻的画面。
9、他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10、尾联是说，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另有心意，正好在瘴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11、陶宗仪：通六经百家学，作文章与孟轲扬雄相表里。
12、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朝中谏官、大臣，对于倾城的崇佛狂潮，皆噤口不敢言。韩愈挺身而出，冒死进谏，一篇《论佛骨表》横空出世，震古烁今。
13、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14、诗歌虽然与散文同样具有记游、叙事和议论的功能，但二者的目的和表现原理有本质的区别。散文叙述和议论的目的在于说清事态、过程和道理，使人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形成清晰的概念，即便文笔优美甚至富有诗意，贯穿于文中的主要是理性思辨的逻辑。诗歌叙述和议论的目的在于表达感受、情绪或引起想象，不需要连贯的理性逻辑，贯穿于诗中的是可以跳跃的感情逻辑。“诗歌的艺术性就在于能充分地发挥语言的创造性来突破概念，获得最新鲜、最丰富的感受”，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无论韩愈的诗篇多么近似散文，只要把握了以上基本的分界，就不能说他“于诗本无所解”。
15、由以上两首“以文为诗”的代表作可以看出，韩愈取法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力图在一首五古长篇中，以某一段仕途经历为线索，按纵向的时间顺序记述自己在战乱和政治的惊涛骇浪中所经受的各种磨难和痛苦感受。两首诗都能随着内容和笔法的变化形成幅度不等的节奏跳跃，又始终保持着抒情节奏的主导，因而贯穿全篇的不是散文的理性逻辑，而是诗人的感情逻辑，并没有触及诗文分界的底线。
16、这首小诗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
17、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18、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外集》，《师说》等等。
19、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争议中还有一种力图以持平的态度看待“以文为诗”说的中间论调。如宋人陈善《扪虱新话》：“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此说并未肯定以文为诗说，而是认为诗中可以有文。陈沆说：“谓昌黎以文为诗者，此不知韩者也。谓昌黎无近文之诗者，此不知诗者也。”“近文之诗”之说与陆时雍所说“诗中常有文情”是一致的。
20、公元819年(唐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命宦官从凤翔府法门寺真身塔中将所谓的释迦文佛的一节指骨迎入宫廷供奉，并送往各寺庙，要官民敬香礼拜。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看到这种信佛行为，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劝谏阻止唐宪宗，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而且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结果触怒了唐宪宗，韩愈几乎被处死。经裴度等人说情，最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韩愈大半生仕宦蹉跎，五十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两年后又遭此难，情绪十分低落，满心委屈、愤慨、悲伤。潮州州治潮阳在广东东部，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千里之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走到蓝田关口时，他的妻儿还没有跟上来，只有他的侄孙子跟了上来，所以他写下这首诗。
21、沈括：退之诗，押韵之文耳，里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
22、“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首诗的首联是说，早晨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被贬潮州离京八千里的路程。
23、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24、以俗为美、以丑为美，呈现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四处搜罗和雕琢词句，描写光怪陆离乃至阴森可怖的意象，如鲸鹏、妖鬼、落齿等。
25、颔联是说，本想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
26、以远看似有，近看却无，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
27、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28、韩愈七古中的“议体”极少，前人举《丰陵行》为代表，然而此诗仅末四句议论，其余都是铺叙顺宗下葬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从百官送葬写到哭祭封陵，诗人所用语调颇为不敬：“群臣杂沓驰后先，宫官穰穰来不已”，“哭声訇天百鸟噪，幽坎昼闭空灵舆”，“设官置卫锁嫔妓，供养朝夕象平居”，把本来应该是肃穆悲伤的氛围写得乱乱哄哄，嘈杂不堪，这才引出结尾“臣闻神道尚清净，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的议论。前后对照，足见这一本正经的劝诫背后，还有更深的讽意耐人寻味。而这种借怪异的语调暗含言外之意的议论，则可见于杜甫的《释闷》，并非来自散文。
29、这首诗是韩愈在任吏部侍郎时候写给当时任水部员外郎的诗人张籍的，此时，韩愈已经五十六岁了，但是他的心情却是很好，这是他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了。虽然在文学方面影响很大，但是仕途到今天才能让他有点满意吧！
30、这一些轻淡的绿，是当时大地唯一的装饰；可是到了晚春则“草树知春不久归”(韩愈《晚春》)，这时哪怕柳条儿绿得再好，人们也无心看，因为已缺乏那一种新鲜感。
31、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
32、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33、一个人文、道、忠、勇同时具备，更具有“立德、立功、立言”至高境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34、其实以上界定标准也有相当大的模糊性。首先，无节奏散句的使用看来似乎是散文的主要特点，但是早期乐府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在形成和进化过程中，都存在大量尚未节奏化的散文句。韩愈早年为探索诗歌复古之道，有意追寻秦汉时期的体式，一些在乐府和五七言诗节奏化过程中逐渐被淘汰的句式也被他当作古意仿效，所以他所运用的散句句型，几乎都可在汉诗中找到先例，《嗟哉董生行》只是比较典型而已。也就是说，韩愈所用的散文句法，其实原本来自汉乐府和古诗，张谦宜指出《嗟哉董生行》“实是乐府长短句”(《茧斋诗谈》卷五)，倒是看出了其来源。其次，记游和叙事，固然在散文中各有其体，但诗歌本来也有同样的功能。至于诗能否议论，清人已经有过不少争议，也基本上得出了结论，大抵以沈德潜的说法最为公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说诗晬语》卷下)因此，考察韩愈是否以文为诗，仅仅从“记体”和“议体”及使用散句去看，是无法触及本质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同样是叙事、记游和议论，诗歌和散文的表现方式及其原理有何本质的不同？
35、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和《楚辞》由于体式的原因，原本不具备叙述的潜质，因而确立了以抒情为主的传统。但是在五七言古诗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拓展出叙事、记游以及议论的功能。在韩愈之前，诗歌已经有了不少“记体”和“议体”，但从未有人视之为“以文为诗”。所以要判断韩愈是否以文为诗，必须辨清其是否混淆了诗的“记体”和“议体”与文之间的基本界限。
36、七古篇体节奏的处理方式与古文“文法”的区别
37、此诗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早春。当时韩愈已经56岁，任吏部侍郎。虽然时间不长，但此时心情很好。此前不久，镇州(今河北正定)藩镇叛乱，韩愈奉命前往宣抚，说服叛军，平息了一场叛乱。穆宗非常高兴，把他从兵部侍郎任上调为吏部侍郎。在文学方面，他早已声名大振。同时在复兴儒学的事业中，他也卓有建树。因此，虽然年近花甲，却不因岁月如流而悲伤，而是兴味盎然地迎接春天。
38、人们为感念韩愈，将本地山河改名为韩山、韩江。
39、不平则鸣。一方面，认为诗歌源于内心有感而发，且更倾向于“感激怨怼”的情绪，所谓“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另一方面，重视“郁于中而泄于外”，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40、后人称颂韩愈“不虚南渡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说他的到来，是“天要潮人识孟轲”“若无韩夫子，人心尚草莱”，而他走后，“幼童能诵鳄鱼文”。
41、司空图：愚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大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42、五六句宕开一笔，借景抒情。“云横雪拥”，境界雄阔。“横”状广度，“拥状高度”，二字有力。
43、韩愈的在散文上的成就，可以说是无人能够与之比肩，其实除了散文之外，他的诗歌同样别具一格，其中有很多的名篇佳作，不仅写出了新意，另外那种独特的意境，也是无人能够超越。韩愈和孟郊并称为“韩孟”，他们所属于“韩孟诗派”，这一诗派的特点，那就是一个字“奇”，以奇制胜，有多的作品意境高远，写得很有韵味，譬如这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那就是一首很唯美的作品。
44、远远望去，再像也没有，可走近了，反倒看不出。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45、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翻开书年，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嫂嫂为他起名作难，便问：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人去群之首，会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字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了，他却名落孙山。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一连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完婚。卢小姐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暗道：卢小姐果有见地,接着说道：小姐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请小姐赐教。卢小姐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器，必先退之。韩愈捧赠言，一阵沉思：此乃小姐肮腑之语啊！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这个愈字便是证据。于是，他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给自已起了个新名字。
46、总而言之，历代诗评所谓“以文为诗”只是前人对韩诗的印象式评价，由于界定标准模糊，从字面上又可理解为以散文笔法创作诗歌，便容易产生韩愈诗文不辨的错觉。从以上对于韩诗“记体”和“议体”代表作的分析可以看出，韩愈运用早期汉诗和杜诗的创作原理，力图加大以散句连属的长度和密度，将五七言古诗叙述和议论的功能拓展到最大限度。这种对于长篇古诗表现潜能的探底式尝试，虽然导致某些作品看似触碰到诗文分界的底线，但是始终遵循着五七古抒情节奏的不同推进方式，并没有以散文的概念和逻辑来取代诗歌应有的情绪、感受和言外之意，而且形成了与其雄厚才力相称的独特表现方式和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因而以古文“文法”来解读韩诗，无论褒贬如何，均难切合韩愈的创作用心。
47、颈联是说，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不肯前行。
48、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
49、公元前339年正月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50、刘黻：斯文久矣叹荆榛，一疏披忠彻紫宸。不忍中原沦左袵，甘寻南土作累臣。邹轲以后功何逊，鲁道于今脉尚新。宇宙欲昏星斗落，空山韩木亦悲春。
51、《山石》《谒衡岳庙》二诗都是韩愈充分拓展七古记游功能的佳作。之所以与游记散文的谋篇、布局和结构看来十分相似，是因为以散句连续叙述的密度更大，似乎缺乏传统山水记游诗的跳跃性。然而这两首诗又不是游记散文，根本的区别还是在于主导全篇的是诗人的感受和情绪，而非如游记的目的在实录见闻和引发思考。《山石》寸步不遗地记述黄昏、入夜、黎明等各个时分的游寺过程，确实是平铺直叙。全诗虽均为散句，却采用七言歌行双句成行逐层推进的节奏，一句一景，移步换形，每层景色都从诗人的感受中见出：荦确狭窄的山径，黄昏乱飞的蝙蝠，雨后肥大的芭蕉栀子，古壁稀见的佛画，简陋的床席羹饭，无不引发诗人偶游尘外的兴致，处处流露出乐在其中的神情。夜深月光的清朗澄澈与平明山色的迷蒙清润各臻其美，踏足石涧、晨风拂衣的神清气爽更勾起诗人的归去之叹。结尾虽点透诗人从暂游山寺所悟出的人生乐趣，但背后还有一层渴望摆脱他人羁束的意蕴可供回味。可见全诗从头至尾都是以山水诗直寻兴会、融情于景、触目生趣的传统表现方式为本。叙述脉络看似连续不断，却又层层转折，使全诗节奏如微波细浪般均衡推进，这就发展了杜甫七言“行”诗节奏规则平稳的特点。
52、早晨我把一封谏书上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官到路途遥远的潮州。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终南山，家又在哪里？立马蓝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我知你远道而来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正好在潮州瘴气弥漫的江流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53、从长安到潮州，历经八千里漫漫路程。韩愈走了近一百天，终才抵达。
54、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
55、吕惠卿：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黄庭坚：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56、早期七言只是一种单句成行、句句押韵的应用文体，本来也和五言一样具有叙述的潜质。但在汉末进入乐府以后便主要用于抒情，至刘宋又产生了双句押韵的变化，此后从南北朝到盛唐，诗行结构发展成以双句对偶为主，成为最适宜抒情的一种体裁。因而七言在诗化之后，便从无叙述的先例。但杜甫的某些非歌行题长篇七古则追溯到早期七古单句成行的特点，以散句为主联缀成篇，这就使这类七古与双句对偶为主的歌行明显区别开来，具有了近似五古的节奏推进方式。同时他还在歌行中区分了“歌”诗和“行”诗的体调，“行”诗一般是以波澜不惊、连绵起伏的节奏平稳推进，规行矩步，层层绾合，段意转换平顺。杜甫在强调这种特征的同时，又从中推究出“行”诗适宜于叙述的原理，并使之成为反映时事的新题乐府的重要体裁。于是一些七言“行”诗和非歌行题的七言古诗也具备了记游、叙述和议论的功能。
57、25000字开启你的21文学考研之路！附147篇院校经验贴
58、文学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59、沈德潜：①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张处多，变化处少，力有涂而巧不足也。独四言大篇，如《元和圣德》《平淮西碑》之类，义山所谓句奇语重、点窜涂改者，虽司马长卿亦当敛手。 (98) ②善使才音当留其不尽，昌黎诗不免好尽。要之，意归于正，规模宏阔，骨格整顿，原本雅颂，而不规规于风人也。品为大家，谁曰不宜？ (99)
60、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对比鲜明高度概括。
61、清人中也有批评韩愈以文为诗者，如毛先舒说：“昌黎《琴操》，以文为诗，非绝诣，昔人尝赏之过当，未为知音。”(《诗辩坻》卷三)黄子云说：“昌黎极有古音，惜其不由正道，反为盘空硬语，以文入诗，欲自成一家言，难矣！”(《野鸿诗的》)程学恂认为韩集中《谢自然诗》及《丰陵行》等篇“皆涉叙论直致，乃有韵之文也，可置不读”。但这些论者对韩诗中很多篇章还是充分肯定的，而且能从诗文之异加以辨析。
62、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已经令人称赞，后两句如骑兵骤至更在人意料之外。
63、《有感》和《重有感》是直接反映太和九年的“甘露之变”，哀悼密谋诛除宦官而不幸被杀的李训等人。抨击了宦官专权和他们的残暴行为，希望曾多次上疏声讨宦官的节度使刘从柬，以具体的军事行动，拯救国难。
64、此诗为朋友间赠答之作。一个久雨之后轻阴转晴的傍晚，曲江涨起了新碧，绿树如洗，万紫千红，临风吐艳。兴致勃勃的韩愈，邀约张籍、白居易同游曲江。可惜白居易因雨后泥泞未去。游罢归来，韩愈写了这首诗，寄给白居易。
65、同时，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则通过个人遭遇的悲苦来反映现实的黑暗，艺术上追求奇诡，于险怪中见苦涩I。
66、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春天就来了。雨脚儿轻轻地走过大地，留下了春的印记，那就是最初的春草芽儿冒出来了，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
67、罗贯中：韩愈佛骨一表，忠谅有余，功齐孟子而力倍。然终不能移宪宗之惑者，盖不探其本，而直以事佛得祸为言也。岂不惜哉。
68、第四句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69、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
70、其次，杜甫虽然能在较长的篇幅中用散句形成连贯的节奏感，但如有多个场景或事件的转换，均注意以不同方式间隔或过渡。而韩愈的某些五古长篇则不但突破了传统五古一般只在单个情景片段中连用散句的局限，而且可以不间断地以散句叙述多个事件，连接多个场景。这也是这类诗更容易被视为散文化的重要原因，《此日足可惜》和《赴江陵途中》即是显例。如果说这两首诗在长时段中串连多个事件的方式尚有杜诗的影子，那么韩愈还有一类长篇五古是通过一个个鲜明场景的无缝衔接，在多个事例和情景的直接转换中形成节奏跳跃，而这种跳跃主要是由各个事件和场景之间的反差自然形成的，可说是杜诗中都难以见到的创新。
71、韩愈正是在杜诗的基础上发展了七古以全散句连属的篇体节奏。他的七古共49首(不计杂言)，其中有歌行题的仅8首，其余都无歌行题，从题目看已经与五古难以区分。他那些被前人视为“以文为诗”的七古代表作除了《丰陵行》《石鼓歌》以外，全是无歌行题的七言古诗。仅从数量上就可看出韩愈创作七古的重点是强化其以散句表情达意的自由度。
72、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可与王维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相媲美。
73、天子震怒，《论佛骨表》早晨进谏，晚上韩愈就被贬到千里之外的潮州。
74、那这一时期除了诗歌之外，在散文上的成就同样令人惊叹，韩愈和柳宗元成就最高，他们发起的“古文运动”，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回归到生活的本真，不再只注重于文章的形式，更多的是内容，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韩愈和柳宗元入选了“唐宋八大家”，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
75、那么在全散句的五言诗中如何发挥诗歌叙事、议论和记游的功能才能避免散文化呢？这个问题其实在杜甫之前并不存在，因为除了早期汉诗以外，魏晋以后几乎没有全散句的五言诗，五言用于叙事、记游所必须的叙述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掘。五言的单句语法意义可以独立，最早是以散文的形态自然存在于先秦各类韵文之中的，因而天生具有适宜叙述的特质。只是在汉代早期五言体形成之时，由于五言句字词组合的复杂多变，很容易脱离二三节奏的主导，五言体尚未找到根据叙述句的语脉形成流畅节奏的途径。在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中，二三节奏的叙述句与排比、对照、重叠复沓的诗化途径相结合，才形成了在单个场景片段中以散句联缀的连贯节奏。这一过程导致汉魏五言诗很快就由叙事和抒情融合的特殊状态向抒情主导的方向发展。因此除了汉魏和西晋初期的少数中长篇叙事诗以外，在此后漫长的诗歌史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以散句为主的五古叙事诗和记游诗。直到杜甫出现，才活用汉魏古诗的创作原理，从当代生活语言中提炼新的五古节奏，深入发掘中长篇五古连续使用散句连缀的潜力，使五言古诗本来便于叙事、记游、议论的特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并使这种诗体成为“诗史”的重要载体。
76、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
77、王世贞：韩公于碑志之类最为雄奇，有气力，亦甚古，而间有未脱蹊径者，在欲求胜古而不能胜之，舍而就巳而未尽舍耳。奏疏爽切动人，然论事不及晁(晁错)、贾(贾谊)，谈理不及衡(张衡)、向(刘向)。与人书最佳，多得子长(司马迁)遗意，而至于有所干请于人，则词漫而气亦屈。记序或浓或淡，在意合与不合之际，终亦不落节也。第所谓原者，仅一《原道》，而所谓辨者，仅一《讳辨》，其巳不作可也。盖公于六经之学甚浅，而于佛氏之书更卤莾，以故有所著释，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弹射，亦不能多中的，谓之文士，则西京而下故当以牛耳归之。
78、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
79、惠洪：予尝熟味退之诗，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80、笔补造化。注重以创造性的诗思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
81、另外，这首诗还具有启发人们发现美、积极向上的作用。这首诗除了叫《初春小雨》外，还有另一个名字《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当时56岁的韩愈，准备邀请诗人张籍一同出游。张籍以事忙年老推辞，韩愈于是写了这首诗，想要以早春景色之美，来激发张籍的游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韩愈希望张籍不要宅在家中，而是去积极发现大自然的美，拥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82、恰逢春天到来，初降小雨，韩愈想邀请好友张籍一同春游，可是张籍却以年迈推辞，韩愈就写了这首诗，把春雨后的皇城写的美如画，以此来“引诱”他出来游玩。
83、所以韩愈就选择了求奇求怪这种创作的风格，进行了独特奇异的境界追求，描绘了许多世间的怪意奇象，凸显诗韵的雄大气势，韩愈选择写这种怪诗，实在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力。
84、王谠：元和已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
85、韩愈五古长篇中的“议体”很少，篇幅最长的应是《谢自然诗》的后半首。这部分先从神仙事是否可信的辨疑入手，历数夏后至秦皇汉武以来鬼神信仰的源头和流变，正面推出“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的人生常理，确实是在说理。但其中又包含着“往者不可悔，孤魂深抱冤”的叹息，最后还是落到“噫乎彼寒女，永托异物群”的伤感。所以诗人在结尾再次强调自己“感伤遂成诗”，而不仅仅是为了让“昧者”明理守道，这就与散文议论的目的明确区别开来。而且即使是这样长篇大论的议论，也可以在汉诗的议论方式中寻到根源。《谢自然诗》作于韩愈早年，当时他的多数诗作有意学习汉古诗的各种体式，此诗以交代地名“果州南充县”开头，看似记叙文的常见开头，其实与汉乐府《雁门太守行》《上陵》等以交代年月地点的起头方式相同。而诗中告诫式的议论，在汉乐府《折杨柳行》“默默施行违”、《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这样全篇议论直白的诗里也可见到。其实就是被视为“塾训体”的《符读书城南》，其全篇训诫的写法也可溯源到汉代韦玄成的四言《戒子孙诗》。只不过韩诗均用五言，而且前半篇以“两家各生子”的不同成长过程作为比喻，用汉古诗的年龄序数法，历数从“少长”“十二三”“二十”到“三十”各阶段的变化，再加上连用“一为”“不见”等等排比对照句式，遂使全诗颇具汉古诗风味。
86、王祎：考之唐宋，论文章则韩文公、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论政事则陆宣公(陆贽)、范文正公(范仲淹)而已。
87、裴度：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