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是哪国的
1、学校特意请到了当时知名的建筑师重建校舍，仅保留了两座相对而立的老楼。1995年，学校又进行了全面翻修和现代化改造。
2、 他的《布鲁图斯》(1730)取材于古罗马共和派与贵族派的斗争，宣扬为反对专制政体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崇高理想。(伏尔泰是哪国的)。
3、他们当中有的左右了法国的历史，有的甚至影响了世界的文明。
4、伏 尔 泰 希望通过“开明”君主的改革过渡到君主立宪制 (伏尔泰是哪国的)。
5、坐在最前面，个子很高的家小妖在众妖沉默无语之际，很响亮的冲口而出：“是个写作文滴！”
6、“伏尔泰写作文很牛逼，‘他的摇篮映照着王朝盛世的余晖，他的灵柩投射着大深渊最初的微光’、‘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说明他的作文能救苦救难，给黑暗的世界带来了光明”最厉害的董小妖把这节课推上了高潮。几个小妖发出了嗷嗷的叫声。
7、 伏尔泰甚至从传教士的记载中发现康熙皇帝还能写诗，一个管理如此大帝国的人怎么能有时间作诗呢？原来皇帝自己就是个文人。伏尔泰在他的《巴比伦公主》第12章中有对古代中国首都的描述，它宏大壮观，具有与巴比伦完全不同的风俗。异国风情让巴比伦公主倾倒。她佩服中国皇帝公正,智慧、彬彬有礼。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以至于伏尔泰动情地说，如果他有机会去周游世界，他将像耶稣会士那样去中国做官。这真是老伏尔泰的终身遗憾，他没能亲自去中国。按照他的感情，那里是一个幸福的王国。
8、 伏尔泰欣赏中国古代社会体制，认为父慈子孝再自然不过了，为了不发生混乱,必须有父亲的尊严。我们知道伏尔泰是主张开明君主制的。父亲的称谓并不简单表示对君主的赞誉，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依赖感，灵魂的寄托，人世间的宗教。它迟早要离开人间归入天国。中国皇帝自命为天子：上帝的儿子，北京有天坛和地坛，是皇帝举行敬天地之礼仪的圣地。这里存在的不是三位一体，而是天地人神四位一体(奇怪的是海德格尔晚年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敬的是人？自然？还是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知道伏尔泰更倾向于这个四位一体:人、自然(天和地)和神的一种交融状态。这状态的核心是父亲的形象，它可变按照不同的情况改变自己的形象：时而为人，时而为神。除此之外，再不需要任何基督教的上帝，因为上帝可归入另一个幽灵，它宣扬不名誉的三位一体和创世纪，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没有这个幽灵，并以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这印证了中国与伏尔泰的特殊关系。
9、事实上，自“没有一片雪花无辜论”在中文网络流行起，坚持“源自斯坦尼斯拉夫”者，就一直顽强地向认为“伏尔泰说过”者索要版权，互联网上不难找到他们抗争的印记。
10、(注：1767年冬，一位德国青年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您是欧洲的孔夫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您的热情和天才，以及您的人道主义的行为，使您赢得了任何世人都不敢企盼的地位：您堪与古代最著名的伟人并列齐名”。参见《伏尔泰书信集》，贝斯泰尔曼版，第13638号信；引自孟华：《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5页。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一书中“论中国”的辞条中述及孔子思想时写道：“我认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参见《哲学辞典》，伽利耶兄弟出版社，1967年，第481页；引自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6—17页。)
11、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笔名伏尔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12、小妖们的思路像暗夜里所有灯光的总闸被一下子开启一样，呼啦变得豁然明亮。
13、多年后，在罗伯斯庇尔的力主之下，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
14、存折和钱谈恋爱谈了好多年，钱对存折说，你怎么不娶我呢，存折说，我要是娶了你，你就不是我的了。
15、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
16、如果说伏尔泰和魁奈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倾向东方尤其是“中国热”(用安田朴的话来说是“对华友好人士”)的主要代表，那么孟德斯鸠(CharlesLouisMontesquieu,1689—1755)则是从总体上否定东方及中国的所谓“对华不友好人士”的代表者。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构成了这种对中国的矛盾态度的两根支柱。(注：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55—456页。)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注：有的学者认为，孟德斯鸠的学说如同重农学派一样，也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他的根本理性的观念以及对自然秩序的追求，浸染了中国文化的印迹，“正象孟德斯鸠寻求渗入或管制法的‘精神’或秩序那样，重农主义者找寻经济事务中的基础秩序”。参见(英)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0页。)孟德斯鸠研究东方问题的一条主线，便是对东方政体形态的把握。他继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体分类思想，并且加以改造，作出新的阐释。他把政体区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型态，认为“共和政体的性质是：人民全体或某些家族，在那里握有最高的权力；君主政体的性质是：君主在那里握有最高的权力，但是他依据既成的法律行使这一权力；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理。”(注：(法)查理·路易·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页。)在上述三类政体形式中，孟德斯鸠心目中的理想政体乃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17、“第六段说他的作文是战胜恐怖世界的武器。”小妖甲。
18、一派说自己的明星大腕高颜值好嗓门与生俱来，一派斗鸡一样高声叫唤巴黎人民追思想家堪比今天脑残粉追星，巴黎人民素质高......
19、更可笑的是，早在“没有一片雪花无辜论”盛行中文网络之前，就已经有公开出版的文字材料为这句话验明了正身。《外国名言引语金库》(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刘宪之、唐克蛮、庄涛主编)的第581页写得很清楚：“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出自斯坦尼斯拉夫·莱克的《思绪纷乱》。
20、“雨果的意思应该是伏尔泰的作文里包含了平等博爱和平！”小妖丙补充道。
21、伏尔泰的《论风俗》一书是研究他的中国观的最好出发点。在谈论古代东方社会诸民族时，伏尔泰把中国当作一个样品。他的作品从中国风俗中获得灵感。中国人自古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从伏尔泰的历史哲学理解，“道”就是“风俗”。伏尔泰描写中国的异国情调不仅仅为了猎奇，还包括他的信念。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淳朴的风俗有好感。在谈到古代中国时，令人惊讶地使用了诸如“最古老”、“最文明”、“最持久”、“编年史最久”、“无间断”、“最可靠”等字眼。这些词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它是最为强烈的肯定判断。把这些词连接起来，表达了伏尔泰的强烈愿望。从哲学上看，这些意愿并不是经验的，而是超验的。或者说，是经验无法证实的，它被康德放在彼岸世界，一个宗教和道德的领域。我们将证明，伏尔泰越是夸大这些词，用它们描述中国的风俗，离经验和实在的世界就越远，就越具有他自己的主观好恶色彩。伏尔泰没有用这些褒义词描述神学，他并没有在欧洲文明中找到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反之他却在那里发现了迷信和教条。当伏尔泰用许多“最”称赞中国时，他肯定了一个源泉。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眼里，中国具有这些“最”的特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最文明”和最好的“制度”与“礼仪”。我们还看到，它还派生出隶属于宗教和道德的纯真、公正、虔诚、智慧、宽容(它们与伏尔泰的“精神自由”有联系).。伏尔泰从诚实的写真目的出发，却走上了“创作”中国印象的道路。而这个印象竟成了他的启蒙信念的一部分。他要以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法启迪偏执和迷信的欧洲。
22、又是一个公正，不过这次把它放在皇帝身上，最有权力的父亲。它保证了中华帝国的制度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它建立在父权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个制度是皇帝人格的化身，派生物。在伏尔泰的《中国、印度、鞑靼人信札》(以下简称《信札》)一文中。我们怎么看这里描述的中国皇帝呢？我们如何把它与巴比伦公主的中国皇帝印象区别开呢？当我们试图区别时，会意识到这种努力往往是白费力气。我们在《巴比伦公主》中发现了真实，而在信札中却发现了虚构。在第一封信中伏尔泰说他在邻居M.Gervais家聊天，在他的柜台上竟发现一本乾隆皇帝的诗集。啊，这个伏尔泰印象中地大物博的国家有幸有如此渊博的皇帝，他不禁惊呼：“皇帝竟然如此善良，谆谆教导一亿五千万人民，如此有才华，居然写出这么多诗……”这里的中国皇帝俨然就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他以公正统治天下，只是当它在柏拉图那里尚停留在理想状态时，在中国已是现实。这是奇迹吗？中国人认为这很正常。与专写淫秽小诗的奥古斯特君王不同，中国皇帝“只为教育人民和人类的幸福而写作”，而且伏尔泰从传教士P.Parennin那儿得知，在乾隆帝之前，鞑靼人尚不能以自己的语言作诗，所以乾隆又是知识王。尽管如此，乾隆却以极谦卑口气谈自己才能不足，只是“勤能补拙”。皇帝不但公正，而且诚实。伏尔泰认为这种美德在18世纪的法国尚未见过。在诗集序言中，中国皇帝称国家为大，自己为小，他以弘扬祖先的美德为己任，并诚恐无力担此重任！对如此伟大的皇帝，伏尔泰只能致以敬意。在《信札》中的第二封信中，我们读到皇帝的诚实竟使自己的诗“毫无想象力”，他不需要发明什么。我们由此想到苏格拉底的无知，他只是古老善的传声筒。
23、“第九段说他用自己的作文帮人打官司，战胜了古老的法典。”小妖乙。
24、 凡此种种，显示已经过启蒙的中国在道德上比蒙昧的的西方高了一个层次。这是伏尔泰的信念。他反复提到，在中国道德对法律有引导作用，法律不说“不要做什么”，而说“应该或提倡做什么”，文明礼貌修养风度都包含在内了。法律即行善，在由这样天真的人组成的社会中生活不是最幸福的吗？
25、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受到政局影响，巴黎学校纷纷关闭，只有路易大帝学院尚可勉强授课，而学校的部分校舍也被改名为“平等学院”(CollègeEgalité)，先后变成士兵营地、政治监狱。
26、在伏尔泰关于中国风俗的评论中，着墨最多的当数“中国宗教”。“中国宗教”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因为我们同时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的哲学和道德，它是中国风俗的灵魂。关于中国是否有宗教传统的问题，直到现在仍有争论，就像在法国关于伏尔泰的宗教观一直存在争论一样。现在“中国的宗教和伏尔泰的宗教”成为我们的议题，这是一个难题。伏尔泰在《论风俗》导论中认为，泛神论是非常古老的、普遍存在的，这种古代的“神学”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在伏尔泰心目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可以归结为中国宗教。只有从伏尔泰特定的宗教感出发解释他对哲学和道德的理解(中国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和道德)才符合伏尔泰的意向。在《论风俗》中，伏尔泰把中国哲学和道德归于中国宗教，我们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这里的“宗教”只是个托词，在它的掩盖下伏尔泰实现了一种宗教信念的改变(“改宗”)。伏尔泰的“改宗”是全面的,包括仪式，习惯用语，道德和真理的标准，行为方式等等。在以上的背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改宗对伏尔泰意味着转向“中国的风俗”和启蒙的“宗教”(启蒙是一种“改宗”的效果和形式，后者的复杂性决定了前者的复杂性)，他想从中国这个“样品”中“启蒙”，或者从中国寻找启蒙的依据。
27、我仔细看了看家小妖，从成绩表上看他不是个很出色的学生。但脑瓜灵光，又有敢于表达的自信。我原本平静无波的心底涌上一阵热流。是啊，可不就是个写作文滴。这真是神的解读。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么接地气的解读？
28、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和优异的教学成果，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每年学校都会收到铺天盖地的申请材料，经过几番筛选后，校长也会亲自参与面试学生。学校报录比高达想要“上岸”可不容易,。
29、斯坦尼斯拉夫·莱克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生于1909年，卒于1966年。他早年从事新闻工作。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入侵波兰。身为犹太人，斯坦尼斯拉夫被迫逃往罗马尼亚。但在逃亡路途中他被德军抓获，关押在乌克兰捷尔诺波尔集中营，不久被判处死刑。斯坦尼斯拉夫被带到树林里，拿铁锹给自己挖墓穴。上天垂青，看管斯坦尼斯拉夫的卫兵们感到饥饿，去吃饭了，只留下一人陪着行将就戮者。于是，斯坦尼斯拉夫瞅准时机，用铁锹击杀了愣神的卫兵。随后，他穿上死去卫兵的军装，潜回华沙并找到了地下抵抗组织。他一直参与反抗纳粹的斗争，直至二战结束。
30、在《中国孤儿》简短的前言中，伏尔泰说这部戏中没有英雄,汇集了人间苦难，但它证明了一种精神：鞑靼人的征服并没有使被征服的民族死亡。这是文明的力量(伏尔泰把《论风俗》中的“中国精神”化为文学形象)。伏尔泰不掩饰《中国孤儿》是出自宣传意向的创作。他赞美中国。他不满意欧洲的状况：因为欧洲只知道雅典，不知道中国。中国被隔离了和遗忘了。伏尔泰对中国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是世界上仅有的，真正懂得社会精神的人民。这么大的历史空缺等待伏尔泰去弥补！在伏尔泰眼里，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精神在于把这种精神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像似带有诗情画意的品味，而只有这样的幸福才可完善理性，淳化风俗，才使一个民族社会化(这是一个有趣而又深刻的话题，特别是它出自启蒙泰斗伏尔泰之口，而他是影响18世纪法国风俗的伟大人物之一。伏尔泰与卢梭一向不和，但是法国人把他们二人视为对18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在巴黎的先贤祠中供奉着他二人的雕像，并且呈伏尔泰为“精神王子”。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比喻，认为中国人像似亚洲的法国人，两个民族有心灵上的融通，相互敬仰。我们从伏尔泰对中国的颂词中已经体会到了)。我们很容易把“快乐”和《中国孤儿》中的主题“爱”联系起来。在悲剧中体现的“中国精神”，它是孔子颂扬的“天”和“礼”，伏尔泰把它们归结为“爱”或“博爱”。
31、孔子的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律文明的特质。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注：参见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有的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对伏尔泰很有吸引力。当代尔泰论及中国重人性、重道义的民族性格时，他实际上已触及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05页。)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的法律和安宁建筑在既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则即后辈对长辈的尊敬之上，而这种尊崇同对最早的伦理大师孔夫子的尊敬合为一体。(注：参见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95页。)因之，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性品格。与西方以及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不同，中国的法律是世俗化的。中国人并没有创立灵魂不灭之说，他们最早的立法者制定一些道德原则，鼓励人们积德行善，并以严刑酷法强使人们遵行这些道德原则。“确实，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与一切开化的伟大民族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惊人的。地狱之说虽有力，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了鼓励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他们相信，一种一贯实行的正确的政治制度，会比一些有可能受到攻击的舆论起更大的作用；人们更害怕的是现行的法典，而不是未来的律令”。(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78页。)“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7页。)在古代中国，法律还与日常的习惯和礼仪方式结合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形成有机的社会秩序。中国人的无休止的各种礼节妨碍了社交来往，但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言行，使民风既庄严又文雅。当出现了某些纠纷与不快时，当事人往往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麻烦而请求原谅，从而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注：参见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7页。)伏尔泰意识到，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中国法律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成吉思汗家族在中原大地建立起统治，但是鞑靼人的文化却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了。“鞑靼人发现战败者的法律是如此的完善，以至他们也遵行这些法律，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尤其注意保留这样一条法律：任何人不得在本人出生的省份担任省长或法官。多好的法律！而且它同样适宜于战败者”。(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89页。)同样地，满族人入关以后虽然强迫汉族人采用满族人的发式，但是，“由于满族采用了汉族的法律、风俗和宗教，这两个民族不久后就成为一个民族了”。(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5页。)
32、一句“伏尔泰是个写作文滴”解开了千年魔咒，击散了艰涩文字上面坚硬的外壳。家小妖的确称得起我毫不吝惜的赞美。
33、长久以来，古代中国的政府形式及其运作就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伏尔泰尤为赞赏。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形式乃是君主制(不是专制政体)。而儒家所宣扬的以“仁政德治”为特征的中国政制形式，与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制”的理想政制模式恰恰相契合。(注：参见孟华：《伏尔泰与孔子》，第140—143页。不过，有的学者认为，伏尔泰对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主义及家长式统治唱赞歌，这带有过于夸大的溢美之词。伏尔泰的这一政治理想，很快被法国启蒙思想的发展所淘汰。当代伏尔泰后来转向英国式的民主立宪制时，中国的家长式德治主义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由此，他分析了传统中国的帝国统治形式，不同意欧洲一些传教士以及孟德斯鸠关于中国专制制度的看法，指出：“旅行者们，尤其是传教士们，都认为到处看到的是专制制度。这些人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在帝国最早时代，便允许人们在皇宫中一张长桌上写下他们认为朝政中应受谴责之事，这个规定在公元前2世纪汉文帝时已经实行；在和平时期，官府的意见从来都具有法律的力量。这一重要事实推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提出的笼统含混的责难”。(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伏尔泰对古代中国的行政运行机制大加赞扬，认为比之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国要幸运得多。在这里，“一切都由一级从属一级的衙门来裁决，官员必须经过好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被录用。在中国，这些衙门就是治理一切的机构。六部属于帝国各官府之首；吏部掌管各省官吏；户部掌管财政；礼部掌管礼仪、科学和艺术；兵部掌管战事；刑部掌管刑狱；工部掌管公共工程。这些部处理事务的结果都呈报到一个最高机构。六部之下有44个常设在北京的下属机构，每个省每个城市的官员都有一个辅佐的衙门。”(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0页。)因此，在伏尔泰看来，人类肯定想象不出比中国这样的政治形式更好的政府，古代中国政府并非孟德斯鸠心目中那样的专制政府。“在这种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实行专断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于有那样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选举出来的有识之士咨询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人们在皇帝面前必须像敬拜神明一样下跪，对他稍有不敬就要冒犯天颜之罪受到惩处，所有这些，当然都不能说明这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独裁政府是这样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凭个人意志，毫无理由地剥夺臣民的财产或生命而不能犯法律。所以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执行这些法律的机构越多，行政系统也越不能专断。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0—461页。劳伦斯·克拉德认为，伏尔泰称赞了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区分了专制主义与暴政，强调尽管在中国也可以找到暴政的例子，但是“在这幸福的国度里”，这种现象是极少发生的。参见《西欧著作中的东方社会史》，译载于《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5辑，第103页。)在伏尔泰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国度，那里的皇帝应该是“首席哲学家”，他所颁布的诏令，充满着伦理的教诲和教义；中国的皇帝也是“首席大祭司”和“第一位耕农”。由此，伏尔泰甚至肯定一些欧洲传教士关于雍正皇帝的看法，对这位皇帝褒扬有加，指出：“这位皇帝是历代帝王中最贤明、最宽厚的一个。他一贯关心减轻穷人的疾苦，让他们劳动，他严格地遵守法律，抑制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保护国家的和平和富裕，奖励一切有益的技艺，特别是土地的耕作。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建筑、交通要道和联结这个大帝国各河流的运河都得到了维修，工程宏伟而又省钱。在这方面，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注：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466页。按照安田朴的分析，伏尔泰之所以称赞雍正是最为贤明的皇帝，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颁布了将基督教传教士们拒于中国国门之外的敕令。参见(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746—753页。)在伏尔泰的笔下，古代中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之举，是与其家长制统治和施政理念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政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注：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216页。)
34、孟德斯鸠，(1689—1755)，出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的贵族世家。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
35、 我们从中国皇帝的好客中领会了什么是礼貌，从他对法律的态度中看到了什么是明智，从他对传教士的态度中懂得了什么是公正。在巴比伦公主的心目中，中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公正，最礼貌，最明智的君主。这是神话吗？似乎不是，因为伏尔泰摘录的康熙皇帝言论来自见过康熙的传教士游记。但它又是神话，它出现在虚构的巴比伦公主的中国印象中。
36、孟德斯鸠 发展了洛克分权学说,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